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

《血腥的活摘》是现代版“莫须有”



  “莫须有”来源于《宋史·岳飞传》:“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译成白话文就是:岳飞被捕,案子将要做成的时候,韩世忠不服,到秦桧府上找秦桧质问。秦桧说,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反动信,虽然找不到了,可是“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据专家考证,在浙江兰溪方言里,对或然性事物的判断,至今还保持着“没数”的用法,发音为“莫须”。兰溪离京都临安不远,古代水路交通发达,这一本地语素可与杭州官话古音互相印证。因此,“莫须有”应当理解为“没数有”,即“可能有”的意思。
  “可能有”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指向判断,即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进行结果性的分析,决不是指实事本身。在世界通行的刑事法则里,对犯罪实事的认定决不允许用“可能有”作为定罪的依据,刑事指控也不能用“可能有”而成为立案的依据。因此,秦桧污陷岳飞至死成了千古冤案而受人唾弃。但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竟然仍然还有人用“莫须有”来进行刑事指控,这就是法轮功炒了八年的指控中国政府大规模地活摘法轮功人员的器官进行贩卖之“滔天罪行”,简称“活摘”。
  指控的“证据”集中于加拿大两位大卫先生“通过调查”合著的一书,笔者有幸得到了此书的电子版(2007年版),那么我们让人们看看此书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
  一、调查论证方法上的“可能有”
  大卫们在“调查方法”明确告示“我们试图前往中国而不得”,意思是说没有通过实地调查。着重强调了“取证的困难”“目击证人证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所有的指控均不是直接证据,而是所谓的“间接证据”。在他们不能取得直接证据时,于是有了这样的判断:“许多我们考量过的证物,它们本身并不构成该指控的铁证。但它们的不存在很可能已构成了驳斥”。尽管大卫先生在这里用了一个貌似“反证逻辑推理”,但意思很明白,即指“中共政权获取有关器官移植的基本信息,即有多少宗器官移植案例,器官的来源如何,移植的费用以及花费于何处等信息”在得不到时,即证明了活摘是存在的。
  所以作者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仅仅陈述调查证明方法后,总结了这种“可能有”:“所有我们可能确认的合理驳斥都无法推翻这些指控, 那么,指控存在的可能性就相当了”。请读者注意,作者在这里明确地使用了“可能确认的合理驳斥”分析性指向判断,那么,从逻辑上,还存在着“不可能确定”。于是,作者在逻辑上进行了“自我修复”——“我们也考虑了预防措施。有什么保护措施能防止这类行为的发生?如果预防到位了,我们可以推理此类行为的发生的可能性变小。如果预防没有到位,那么发生此行为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说到底,作者还是建立在非实事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并且把这种逻辑分析倾向性的指向“可能有”——既然有法轮功组织的指控,中共活摘器官就是“可能有”。就如同千年前,秦桧为了污陷岳飞谋反,审讯时得不到岳云写给张宪的反书证据时,便证明其谋反证据“莫须有”同出一辙。
  二、证据上的“可能有”。
  纵观大卫们在书的主体部分罗列出来的“证据”,没有一件是证明“活摘”的直接证据,而是紧紧围绕关于“活摘”进行所必须具有的条件而进行其“论证”。
  首行拿出来的“证据”仍然是法轮功的“指控”。作者认为法轮功的指控本身就是“证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尊重人权方面的总体模式”与“活摘”相吻合,因此作者主观上“不可能”否认这种“活摘”的存在:“我们不可能说这些指控与中国在尊重人权方面的总体模式相左。尽管这些指控本身令人惊诧,不过发生在有象中国这样的人权记录的国家比在其它许多国家要可信的多。”这种“不可能”主观上的肯定,竟然成了“活摘”“可能有”的“证据”。
  其次拿出来的“证据”是中国具备人体器官移植而进行“活摘”的技术条件、医院、军队体制、腐败现象、法制上的缺陷、需要的市场、巨大的利润、死刑制度、中国对法轮功的政策、监狱身体检查……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一切虽然与器官移植相关联,但不能证明有“活摘”曾经或者正在进行。
  最后拿出来的“证据”就是证人证言。首先出场的是无法核实的1号“证人”,英文化名“彼得”,“一个普通记者”,自称“曾是中共内部侦查部门的间谍”,他的证据从何而来呢?“我曾与辽宁省沈阳市的很多官员有联系。通过与这些官员联系,我才知道……”居然是“从公共卫生系统获得信息”,说明是途听道说,完全不足为信;其后出场的也是无从查找核实的“安妮”女士,而这个“安妮”并未参与“活摘”,也是听其当医生的“前丈夫”说的。在大卫们“采访”了这位女士后,大卫们总结:“我们认为,她前夫对她说的事不是无稽之谈,是可信的。”这里,“我认为”仍然是一个主观判断。所以,乌克兰全国记者格雷戈里·格洛巴在认真研究这段“采访”后因其过于荒谬而讥讽道:“对此我已无语,不作评论也罢。①”再后出场的是匿名军医,在问及是否亲眼所见时,这名军医却无从作答,唯一亲眼见到的是“夜里一列军人押解的火车拉着7000人从天津驶向吉林方向,所有被押送人员的手被固定在车顶上”,且不论此“7000人”是法轮功还是普通刑事犯,但却与“活摘”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最后出场的是金姓朝鲜族人,此人是通过阅读法轮功宣传资料在图片中认出了他曾认识的一位医生,于是证明“可能有”。
  如上所述,在证明“活摘”的关键证据里,作者只是罗列了进行“活摘”的条件,换句话说,论述了强奸者有健康的身体和用于强奸的性器,进行强奸只是一种可能,却没有一件可以证明犯罪实事的证据存在,可是曾任加拿大国会议员、检察官、拥有国际大律师头衔的大卫却信誓旦旦地总结道:“即指控是成立的。”
  三、舆论上的“可能有”
  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舆论宣传界的资料进行论证,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所谓的“舆论”几乎全部来源于法轮功庞大的媒体群,在此不必一一点出。作者采信控告方的舆论宣传作为证明中国政府“活摘”的证据,其荒谬性大约无须累述了。
  也许大卫们对自己的论证自感荒诞不经,招人讥讽,因此在最后也用了指向性判断“可能”来结束全书——“我们敦促中共政权,不论它如何看待我们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得出的结论,建立防范措施,防止一切从非自愿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可能性”——竟然连防范措施也只是防止“可能有”,那么“活摘”的实事还能存在吗?
  千年前,卖国贼秦桧,一句“其事体莫须有”杀岳飞父子于风波亭,成千古奇冤。而今,法轮功为陷中国政府于不义之地,花巨金请洋人著书立说,竟同样以“可能有”编造谎言,其险恶用心,龃龌手段,可以和卖国贼秦桧一决高下吗?
  附注
  ①《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格雷戈里·格洛巴文集

“活摘”谣言的死穴



  凯风网2013126日报道,法轮功在新西兰再次炒作“活摘”谣言,并向新西兰政府递交所谓的请愿书,新西兰国会经过严格的审议,驳斥了新西兰法轮功协会递交的要求新西兰国会制止中国政府采摘法轮功练习者器官的请愿书。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到了法轮功的痛处。紧接着,据美国之音(VOA20131217日报道,法轮功的盟友吴弘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再次表示了他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质疑态度。吴的原话如下:“如果你(指法轮功)想讨论、想(向中国政府)抗议、想当面羞辱中国政府(指法轮功在中国领事馆前抗议——注),我能理解。但是我以前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法轮功,你们确实需要拿出证据来。”
  吴弘达的话一言中的,点中了“活摘”谣言的死穴,那就是“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一切炒作皆枉然! 
  “证人”经不起当面质证 
  自“活摘”谣言问世以来,法轮功组织至今也拿不出一件能够证明“活摘”存在的直接证据,更是说不出一个被“活摘”的法轮功弟子的名字。用来佐证“活摘”谣言的,只不过是法轮功组织推出的几个无从考证的“证人”罢了。这些“证人”,包括记者皮特、主刀医生太太安妮、沈阳老军医等。 
  据法轮功主要媒体说,记者皮特是一位深入大陆采访的资深媒体人,就职于日本一家电视台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成立的一家新闻通讯公司,为了保护这位知情人士的安全,隐去他的真实姓名,并在他的照片上打了马赛克。第二位证人 “主刀医生太太安妮”同皮特一样,出场没有露出真面目,仅仅给了一个背影,而且用的也是化名。而后出场的“老军医”更是荒唐,完全没有姓名、地址、职务和背景资料,根本就是一个凭空捏造、子虚乌有的人。 
  在法庭上,如果证人证言要被作为证据采纳,必须经过质证并查实。这三位证人至今不露真实姓名和身份,不敢出来当面质证。吴弘达曾经联系张尔平(境外法轮功发言人),想与两位“证人”面谈,遭到断然拒绝。这就很反常了,既然“活摘”事件是由“证人”揭发出来的,就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怎有躲着不见的道理?而且请求见面这位还不是别人,是反华反共的同盟者,目的是搜集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证据,这种好事,法轮功为什么要断然拒绝呢?那只有一个结论了,虚假的“证人”见不了光。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隐去真实姓名的说法完全是法轮功无赖的托辞,“皮特”、“安妮”和“老军医”等人,不过是法轮功为配合“活摘”闹剧而请的临时演员而已。 
  “集中营”经不起实地考察 
  200638日起,法轮功媒体开始炒作“沈阳集中营设焚尸炉,售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谣言,谎称集中营就是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关押着超过6000名法轮功学员。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驻沈阳领事馆官员工作人员曾经两度前往该地和特定场所查看,他们看到的情况与法轮功说的大相径庭。41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克康玛克(Sean Mc Cormack)无可奈何地说:经派员实地查看,美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法轮功的“活摘器官”指控。416日,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网站也发表文章《美国国务院谈中国法轮功问题》,说:“国务院表示,对于中国东北某地有一处集中营监禁法轮功学员并摘取其人体器官的报道,美国经派员实地查看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上述报道”。此外,还有中外多家媒体(如日本NHK、香港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等)的实地踏访,也一致表明查无此事。 
  实际上,苏家屯医院,原本只是沈阳市一家普普通通的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竟被冠上了“集中营”的名号,法轮功媒体爆出猛料称该医院在摘除法轮功人员的角膜和其他脏器,并非法出售到国内外。事实是,法轮功根本找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它的弥天大谎。所谓的“焚尸炉”,不过是位于医院花园的西南角锅炉房内两台用于冬天供暖和医疗消毒的大型锅炉。所谓的“关押了6000余法轮功人员”,而实际上这所医院总共只有300多张床位,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人。 
  20066月,吴弘达致信部分美国议员,阐述自己的立场并“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不想屈从这些扭曲的事实和编造的消息”。他提出四个质疑的理由:“该区域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或类似的拘留场所或设施;不存在施行器官手术的技术性可能;10名医生不可能在三年内施行4500例器官移植手术;报道并提及被摘除的器官随后出口至泰国,该报道与事实不符,因泰国法律明文禁止器官进口。” 
  “报告”经不起仔细推敲 
  在法轮功炒作“活摘”闹剧中,两个加拿大人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所谓“大卫调查报告”一直被法轮功奉若至宝。法轮功组织不断地在境外大肆宣扬这份所谓调查结果,并以此来为他们的“活摘”闹剧造势。在当今社会,重事实,讲证据,而这两位加拿大的所谓“调查者”,在既没有去中国实地调查,又没有一个真实证人为他们出面作证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出这份所谓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中充斥着大量电脑合成图片、篡改的录音和网上下载的资料。报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其所谓的调查所取得的证人证言或者录音证据。对于证人证言,报告中没有提供任何一个证人的确切姓名、身份、住址和联系方式以及取得证言的时间、地点、程序和见证人等。录音证据也一样,这些电话调查的基本程序和规范在报告中没有任何体现。另一部分所谓的证据是作者从网站下载的资料或通过其他连作者也说不清的途径得到的资料。 
  加拿大格兰·麦克格雷格先生在《渥太华公民报》发表文章,指出该书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有效证据,即根本没有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成员人体器官的直接证据”;就连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目击证人的证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全凭作者自己主观臆测的报告能作为“活摘”的证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是,法轮功却把毫无证明力的“调查报告”作为证据大肆炒作,真是可笑又可耻! 
  法轮功精心炮制了“活摘”谎言,虽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随着其各种丑态接连曝出:凭空捏造的匿名“证人”,指鹿为马的“集中营”,臆测虚构的“调查报告”,“活摘”骗局不可避免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了。法轮功组织即使再卖力炒作“活摘”,也没人买账。 

“活摘”,法轮功的烟幕弹



  人们很疑惑,法轮功为什么要炮制“活摘”谣言,为什么要不断翻炒这一谣言,法轮功企图从造谣、炒谣中获得什么?细读“活摘”谣言出笼的前前后后发现:“活摘”,是法轮功精心营造的烟幕弹,具体分析如下:
  ——用“活摘”谣言掩盖害死众弟子的事实。众所周知,法轮功的练功祛病说、圆满说害死了无数的弟子,教主李洪志不断鼓吹其骗人的言论,“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只是个人。”“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 “一个修炼者在修炼中,无论付出多少,圆满时一定会得到多少。”他还说,“当然啦,大法弟子嘛,去世那都是圆满,肯定的” (《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放下生死就是神,死亡是圆满,在这些邪说的鼓动下,为了成神,为了圆满,无数弟子自焚、跳楼、剖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2日前,全国因练“法轮功”“放下生死”自杀死亡的痴迷者共有136人,其中自焚4人,跳楼、跳崖38人,跳车1人,跳河、跳井等26人,上吊自缢25人,绝食2人,服毒 28人,剖腹、自残、卧轨等12人。“法轮功”组织被 取缔后,又有103人为了上“天国”自杀身亡。
  连同有病不治而死亡者达1700多人,还有一些弟子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走失或死于路途,而且这一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掩盖法轮功弟子越来越少的真相,李洪志指使法轮功媒体炮制出“活摘”谣言,给弟子的不断减少找一个原因。
  ——用“活摘”谣言掩盖其荒诞邪恶的本质。法轮功传播歪理邪说,害人害社会,受到全社会的指责。教主李洪志对弟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脑,用“练功祛病”洗去弟子对医学的信任,用“圆满说”洗去对生命的珍视,用“去情说”洗去弟子对亲人的信任,李洪志说:“今生我是你的亲人,来世那说不定又是谁的亲人呢,咱们就是一世的缘分。就像住客栈一样,小住一宿,明天散伙,谁能代替谁呢?”
  在李洪志的说教下,一些人抛弃亲情,与亲人成为陌路人,甚至把亲人视为阻挡修炼圆满的魔,从而对亲人狠下杀手。2002年4月22日,中国黑龙江省伊春市发生了一起法轮功痴迷者母亲杀害女儿的事件。事件的主角戴楠年仅9岁,是伊春市美溪区第一小学二年级一班学生。她的母亲关淑云当年44岁,为了“圆满”、“白日飞升”,实施所谓的“除魔”,竟当着几十个功友的面,亲手将自己不满9岁的女儿戴楠活活掐死!在此之前,还有类似的惨案发生过,徐澈,女,时年6岁,1999年12月16日晚被痴迷“法轮功”的母亲佟岩杀死在床上。身为辽河油田供水公司职工的佟岩一边对女儿下毒手,口中一边喊叫:“升天,升天。”事后佟说:“有一个魔对我说,如果你把女儿杀了就能修成佛。”
  这样的组织被中国政府取缔,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法轮功却执迷不悟,于是炮制“活摘”,倒打一耙,反咬政府一口,其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抹黑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加上“迫害”的罪责,将自己则扮成受迫害的弱者,以此博取不明真相者的同情,替反华势力攻击中国政府,以获得反华势力的支持。
  ——用“活摘”谣言掩盖其江河日下的命运。法轮功自被中国政府取缔后,窜逃海外,寄人篱下,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真是内外交困,大法弟子不是自立山头就是成了特务,法轮功不但不能给当地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当反华势力发现法轮功已无多大利用价值时,法轮功便成了被主子冷落的对象,无人理睬,眼看就要在寂寞中销声匿迹,为了欺骗其弟子,掩盖败局,表示其仍有利用价值,于是挖空心思抹黑中国政府,在此等情况下,不断翻炒“活摘”就成了法轮功唯一的功课,但法轮功没想到,越是编造谣言,越是加速了崩溃的命运。
  2013年5月8日,美国纽约州奥兰治县鹿苑镇(Deerpark)规划署召开会议,决定在龙泉寺提供出使用学校设施的具体人数之前,不批准其递交的规划图,并拒绝延长将龙泉寺作为宗教场所特殊用途的许可申请。2013年9月份,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发文(观业字第1020033442号函),要求各县市清查法轮功于各地设置的广告牌。韩中交流协会主办的《韩中同胞新闻网站》11月4日报道:2013年10月25日韩国50余名示威者在京畿道安山、水原等多地街头集会抗议法轮功,并称这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在韩国是首次。新西兰国会网站(Parliament.nz)2013年11月21日公布的消息和报告,新西兰国会的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the Foreign Affairs, Defence and Trade Committee)近期向国会递交报告,就新西兰法轮功协会递交的所谓要求新西兰国会制止中国政府采摘法轮功练习者器官的请愿书进行驳斥,称法轮功的这一指控目前仍未经证实。
  遭背叛,遭冷遇,遭驳斥,可见,法轮功的烟幕弹能迷人一时,却不能长久地掩盖真相,当烟幕消散时,也便是法轮功彻底灭亡时。